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听党指挥,赓续血脉再奋进******
观察样本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
听党指挥,赓续血脉再奋进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李 康 通讯员 邹珺宇
巍巍喀喇昆仑,座座雪峰耸峙。
无人机侦察、突击车夺占阵地、新型车载火炮“快打快撤”、多型雷达联合组网……春节前夕,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高原训练场上,一场实战化拉动演练展开。
演练结束,征衣未解。某团副团长张革指着身后一排新型装备兴奋地说:“我们的主战装备已经全部完成了跨代更新,在强军新征程上,必须全面加强练兵备战,跑出转型加速度,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一支有着90多年历史的红军部队,通过转型建设不断完善力量结构编成,武器装备更新迭代,战斗力正在实现新的飞跃。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走进该师高原驻训地,师政治工作部领导正带领机关人员利用训练间隙,结合高原驻训实际,围绕“加强军史学习教育,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制订方案计划。
他们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单位深厚的红色基因相结合,精心拟制任务清单,采取集中组织专题学、深入一线带头学、依托“云端”灵活学等方法,推动部队形成学军史、树信心、增智慧、强本领的浓厚氛围。
提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这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作为新时代红军传人,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把对党绝对忠诚的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坚定“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寒冬时节,该师又一批新战士在训练基地完成培训后下连。某团五营一连指导员丁维昌特意带领新战士们来到连队荣誉室。
荣誉室内的展陈,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烽火年代。一本翻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记录着这支诞生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辉煌战史。
初心如磐,征途如虹。该师是1932年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和领导的、目前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90多年来,该师孕育形成了以“对党忠诚、信念坚定,长攻善守、勇猛顽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热爱人民、甘于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红军师精神”。
在武装革命斗争中,刘志丹经历无数艰辛曲折,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反复向部队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自觉接受中央统一整编。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为西北红军领导人题赠“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联系单位深厚的红色历史。丁维昌深有感触地说:“历史证明,只有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2019年,丁维昌和战友们代表中国陆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夺得“晴空”项目全部金牌,荣立一等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结合自身经历感悟伟大时代,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丁维昌说,“在习主席领导下,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强军史学习教育’。我们必须坚持用红色基因滋养官兵、用辉煌战史激励官兵,把党史、军史和红军师战史作为党员干部必修课、部队教育基础课、新兵入营第一课。”该师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他们围绕“感悟光辉历程、坚定信仰信念”进行专题辅导,认真学习习主席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论述,重温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官兵深刻领会“命令面前无二话,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忠诚内涵。
征战雪域高原,坚决听党指挥。这段时间,该师高原驻训地再遇寒潮,气温降至-20℃,官兵们在冰天雪地间练战术、打实弹,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强化“时刻听从党召唤”的使命担当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彰显担当的本色。
前不久,该师又一次组织高原驻训点位轮换,许多驻训点位海拔较低的官兵主动写下请战书,申请到海拔更高、条件更艰苦的点位驻训。
作为海拔最高的某驻训点位的一员,轮换前夜,一级上士陈俊伫立山巅,仰望星空,驻训的点滴在脑海里一一浮现。
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在风雪中站岗,在冰峰上训练。虽然所在点位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平均气温在-15℃,但他与战友们叫响“缺氧不缺精神”的口号,战严寒、抗缺氧,圆满完成了阶段性演训任务。
上一次驻训点位轮换,他本可以下到海拔较低的驻训点。考虑到自己是骨干,他连夜写下继续坚守的申请书。
陈俊说,身披冰雪铠甲,坚守雪域之巅,圆满完成任务,是军人最值得骄傲的经历。
走访该师高原驻训地,官兵们的炽热情怀随处可感。他们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与前辈比苦乐、与先烈比得失、与英模比贡献”活动,大家轮流登台谈变化、悟初心、话使命,深化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认识,激发矢志奋斗强军的昂扬斗志。
随着又一轮寒潮到来,新年度首场实弹射击正式拉开战幕。
该师某团团长鲁卫成带领团党委一班人,迎着刺骨的寒风率先走向战位,使用新列装的多型武器对不同类型目标进行射击。
这一天,距离他上交“转业申请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随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该师转型为合成部队。鲁卫成感到自己已经不适应发展形势需求,决定把机会留给更合适的人选。
“越是在最关键时刻,越是考验一个人的忠诚与担当。”鲁卫成感慨地说,“上级批准我转业的正式命令还未下达,只要我依然是红军师的一员,就要在岗位上干好每一分钟。即使脱了军装,也永远是红军传人!”
该师创建以来,历经30余次改编整编、10余次换防调整,官兵坚决听从党的召唤。
那一年,该师所属某红军团依令撤编。时任团长袁思舜第一个站出来,提笔写下“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几个饱含深情的大字。
不讲价钱、不谈条件,一声令下,700多名官兵退役,数十名干部交流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仅用40天,顺利完成精简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出征国际军事比赛,还是砺兵雪域高原,该红军师官兵不畏困难、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时刻听从党召唤”的使命担当。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守边防一线,练就过硬本领,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李蕾坚定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以过硬本领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务。
激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豪情
“这是对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赓续弘扬,无论武器装备多么先进,战斗精神始终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关键因素。”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某连“十颗红星炮班”班长康福鹏对“强化战斗精神培育”这句话感触颇深。
康福鹏动情地为全连官兵讲述关于“十颗红星炮班”的故事——
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个班创下了击落10架敌机的辉煌战果,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荣誉称号。
“能打出辉煌的战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如果置身当年的战场上,我们能不能战胜强大敌人,创造同样的荣光?”穿透历史硝烟,大学生士兵张泽文越想越深,“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环境,但绝不能在风和日丽中销蚀战斗意志,而要在实战化演练中淬炼血性虎气。”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过程中,该师组织官兵重温辉煌战史、强化战斗精神、抓紧练兵备战,以实际行动激发战斗豪情。
多型主战装备跨代列装,新装备从工厂直接拉到高原驻训场。如何让新型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成为官兵们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高原高寒的恶劣环境下,官兵们发扬革命先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常态开展陌生地域小体系联训,逐步摸清新装备的“脾气”。新型装备在风雪中进行实弹射击,打出优异成绩。
夜渐深,雪山沉睡。“猛虎三连”的营区依旧灯火通明。连长刘威和官兵围绕新型装备运用展开讨论,细化战备方案。
前不久,该师在雪域高原展开合成营对抗演练。极寒条件下,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敌”军的通信干扰、火力压制,刘威临危不乱、沉着应对。
寒风似刀,呵气成霜。刘威带领官兵驾驭新型装备,快速穿插迂回至“敌”后,对“敌”指挥所发起“闪电一击”。
“我们就是要在极寒、恶劣的环境中,淬炼过硬战斗作风,锻造真正的‘猛虎’。”新型装备旁,刘威自豪地说。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黄长升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对我军来说,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根,以实际行动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首要的就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军是党缔造的,一诞生便与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正是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是因为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才保证了我军在长期复杂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
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人民子弟兵坚决听党指挥,闻令而动,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的铮铮誓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扎根林海雪原、高原戈壁、边关海岛,用青春和热血浇筑起新时代的钢铁长城,用理想信念托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担当。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激荡激变,举旗与砍旗的交锋、固根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歇。我们必须站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军传人永不变质的高度,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确保全军官兵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坚决听党指挥,奋进强军征程。当前,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牢记初心使命,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